“師其人”與“明其理”:韓柳古文取法前代藝術的方式 劉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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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樓主 2020-11-16 16:37: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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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2016年 ?第4期


    “師其人”與“明其理”:韓柳古文取法前代藝術的方式



    ?劉 ? 寧?


    (中國社會科學院 文學研究所, 北京 100732)



    摘 ? 要

    韓愈和柳宗元的古文創作,都善于取法前代藝術,但二人取法方式多有不同。韓愈善于“師其人”,在深得前代作者之家法的過程中,入而能出,自成面目;柳宗元則善于把握前代文章長期形成的藝術傳統,究明文理,在此基礎上,發揮個人創造。這兩種不同的師古之道,與韓柳二人儒道思考方式的差異有密切聯系,為韓柳文章帶來極為不同的風貌,對于深入認識中國文章學的師古思想,很有啟發意義。




    關鍵詞

    韓愈;柳宗元;古文;師其人;明其理






    △韓愈

    韓愈和柳宗元的古文創作,皆善于融會百家,自鑄偉辭,但二人取法前人的側重,有所不同。韓愈對于前代作者,常能深得其家法,在“師其人”的過程中,入而能出,自成面目。其文章??梢姵銮按骷覀€性化風格與表現手法的影響;柳宗元則更善于把握前代文章長期形成的藝術傳統,究明文理,在此基礎上,發揮個人創造;其作品雖廣泛繼承前代藝術成就,卻難以鮮明地看到前代作家個性化的影響印記。韓、柳對“師其人”與“明其理”的不同偏重,為其古文創作帶來頗為不同的風貌。古人為文,極重師古創新,韓柳各具特色的師古之道,對于深入認識中國文章學的復古理想與實踐,很有啟發意義。



    1


    要理解韓愈以“師其人”為特色的師古之道,不妨先看一看歐陽修對韓愈的取法方式。歐陽修對于韓愈,精神上衷心景仰,藝術上也認真追摹。他前期的詩作,不少都帶有明顯的學韓特色,而在古文寫作中,其《送楊寘序》學習韓愈《送王含秀才序》之結構筆法、《梅圣俞詩集序》取法韓愈《送孟東野序》的命意布局,《釋秘演詩集序》《釋惟儼文集序》亦深得韓愈《送浮屠文暢師序》之文勢。①如此師古,倘深陷前人藩籬,自然就會落入剿襲模仿,但如果入而能出,學習就不是創新的羈絆,而是滋養。歐陽修即在師韓中自成一家。林紓嘗云:“歐之學韓,神骨皆類,而風貌不類。但觀惟儼、秘演詩文集二序,推遠浮屠之意與韓同,能不為險語,而風神自遠,則學韓真不類韓矣?!?/p>

    專心地學習前代作家以至于“神骨皆類”,并在此基礎上入而能出,形成自家面目,這是“師其人”的師古之道的精要所在。對此,歐陽修固然是極典型的范例,而作為歐陽修所取法的韓愈,其對前代藝術的學習,也在很大程度上具有“師其人”的特點。韓愈為文追求“詞必己出”,但這種藝術創新不是憑空臆造,而是在師法前人,與前代作者深入交流的過程中形成的。

    韓文氣勢涵泓、“抑遏蔽掩,不使自露”。粗看之下,似乎很難指明其師承之跡,然仔細觀察其為文之道,并結合其同時之人與后世論者的分析,還是可以看到他對某些前代作家的深入追摹,其中司馬遷與揚雄二人的影響,最可注意。

    韓愈本人自道為文之旨,稱“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”而對于兩漢作家,最常稱道的則有司馬遷、司馬相如、劉向、揚雄等四人,其《送孟東野序》云:“漢之時,司馬遷、相如、揚雄,最其善鳴者也?!逼洹洞饎r夫書》云:“漢朝人莫不能為文,獨司馬相如、太史公、劉向、揚雄為之最?!闭摷肮艁碜钅堋白詷淞?,不因循”的作家,亦云:“夫君子之于文,豈異于是乎?今后進之為文,能深探而力取之,以古圣賢人為法者,雖未必皆是,要若有司馬相如、太史公、劉向、揚雄之徒出,必自于此,不于循常之徒也?!?/p>

    這四人中,司馬遷和揚雄對于韓愈的影響又最為深入,作為韓愈的文章知音,柳宗元就特別指明:“退之所敬者,司馬遷、揚雄?!焙笕艘鄬覍液魬谠目捶?,指出韓愈最有得于遷、雄二人,《舊唐書》韓愈本傳,亦稱卓越自立的韓文,是有得于“遷、雄之氣格”,所謂:“(愈)常以為自魏、晉已還,為文者多拘偶對,而經誥之指歸,遷、雄之氣格,不復振起矣。故愈所為文,務反近體;抒意立言,自成一家新語。后學之士,取為師法。當時作者甚眾,無以過之,故世稱‘韓文’焉?!薄缎绿茣讽n愈本傳,也有類似的記載:“愈之才,自視司馬遷、揚雄,至班固以下不論也?!边@里明確點出,韓愈以遷、雄自視,東漢班固以下的作者,皆不措意。

    韓愈對司馬遷、揚雄的推重,更深刻地滲透在創作的心追口摹之中。他從“氣格”的角度取法二家,而所謂“氣格”包含獨特的精神氣局以及相應的表現形式。從精神的層面講,韓愈為文的“感激怨懟”,與司馬遷的“發憤著書”多有呼應;而他的抗俗自立,與揚雄的寂寞著書,也有精神上的投契。這種精神上的相知,被韓愈落實到具體創作中,對遷、雄獨特的表現手法和藝術風格,都能“得其神骨”。

    韓愈早年輾轉世路時所寫的許多書信,特別是向友人表達坎懔屈抑之苦的那些作品,都深得司馬遷《報任少卿書》之神情氣息,司馬遷在《報任少卿書》中,將自己最屈辱無助的一面,呈露給友人:“仆以口語遇遭此禍,重為鄉黨戮笑,以污辱先人,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?雖累百世,垢彌甚耳!是以腸一日而九回,居則忽忽若有所亡,出則不知所如往。每念斯恥,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。身直為閨閣之臣,寧得自引深藏于巖穴邪!故且從俗浮沉,與時俯仰,以通其狂惑?!彼抉R遷以知己傾訴之語,書寫了發憤著書最為沉痛、同時也是最為激越的篇章。韓愈早年的許多書信,也都以這種知己血淚傾訴的筆墨而給人留下深刻印象,例如《與李翱書》自述窮愁無奈屈辱之狀,字字血淚中深藏憤郁:

    仆在京城八九年,無所取資,日求于人,以度時月。當時行之不覺也,今而思之,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,不知何能自處也?!岛?!子之責我誠是也,愛我誠多也,今天下之人有如子者乎?自堯舜以來,士有不遇者乎?無也。子獨能使我潔清不污,而處其所可樂哉?非不愿為子之所云者,力不足,勢不便故也。仆于此豈以為大相知乎?累累隨行,役役逐隊,饑而食,飽而嬉者也。其所以止而不去者,以其心誠有愛于仆也。然所愛于我者少,不知我者猶多,吾豈樂于此乎哉?將亦有所病而求息于此也。

    嗟乎!子誠愛我矣,子之所責于我者誠是矣,然恐子有時不暇責我而悲我,不暇悲我而自責,且自悲也。及之而后知,履之而后難耳??鬃臃Q顏回:“一簞食、一瓢飲,在陋巷,人不堪其憂,回也不改其樂?!北巳苏?,有圣者為之依歸,而又有簞食瓢飲足以不死,其不憂而樂也,豈不易哉!若仆無所依歸,無簞食,無瓢飲,無所取資則餓而死,其不亦難乎?

    文中以層層反問、跌宕起伏的句式,抒寫內心的沉痛和憤郁,以“若仆無所依歸,無簞食,無瓢飲,無所取資,則餓而死,其不亦難乎”這樣決絕的筆墨,寫自己絕望到極點的處境,都可以看到與《報任少卿書》類似的神情氣質。類似這樣的作品,還有《與崔群書》《與孟東野書》等,至于其回應張籍的兩封書信:《答張籍書》《重答張籍書》,也坦陳自己對世事的無奈、前途的茫然,但即便如此,仍然不放棄傳承先圣之道的使命。全文起伏跌宕,可以看到類似司馬遷對自己種種屈辱不堪無所回避,以及在屈辱中要完成《史記》這一名山事業的堅忍志向。

    在唐宋八大家中,韓愈的敘事成就極為突出,而在不同的敘事文體中,碑文又是他極為擅長的。劉勰稱碑文之作“標敘盛德,必見清風之華;昭紀鴻懿,必見峻偉之烈”。要展現“盛德鴻懿”,就需要在敘事上具有總攬全局、觀其大體的筆力?!妒酚洝返臄⑹鹿P法常有如此氣魄,韓愈的碑文亦筆力開闊,例如《南海神廟碑》之開篇:“海于天地間為物最巨,自三代圣王,莫不祀事??加趥饔?,而南海神次最貴,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,號為祝融。天寶中,天子以為古爵莫貴于公侯,故海岳之祀,犧幣之數,放而依之,所以致崇極于大神。今王亦爵也,而禮海岳尚循公侯之事,虛王儀而不用,非致崇極之意也。由是冊尊南海為廣利王,祝號祭式,與次俱升。因其故廟,易而新之,在今廣州治之東南,海道八十里,扶胥之口,黃木之灣。常以立夏氣至,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,事訖驛聞?!比绱恕案呓异氲?,鄭重王儀”其敘事之宏括緊健,與《史記》八書及十表之表序,神氣頗為近似。八書及十表之表序,敘述古今典制之變,能于紛亂中剖析源流,宏纖備舉,這樣的大氣魄、大眼光,被韓愈所取法,并融匯在碑文的創作中。錢基博稱“此文前路敘典制,鮮明緊健,學太史公”,正揭示了韓文胎息《史記》之處?!镀交次鞅窋⑹鲱^緒紛繁的戰爭過程,亦要言不煩而得其大體:“顏、胤、武合攻其北,大戰十六,得柵、城、縣二十三,降人卒四萬。道古攻其東南,八戰,降萬三千,再入申,破其外城。文通戰其東,十余遇,降萬二千。愬入其西,得賊將輒釋不殺,用其策,戰比有功?!边@一段運用較長的排比句式,既以全局在胸的眼光,清晰勾畫戰爭的主要脈絡,又傳達出官軍勇猛進軍的氣勢。清人劉熙載云:“太史公文,韓得其雄?!彼^“雄”,主要是指《史記》行文之雄奇,而這與司馬遷在敘事中所體現的大氣魄、大眼光密切相關。韓愈碑文的敘事筆力,頗有得于此。

    《史記》文風之“雄”,還常體現在陡健的文勢,突兀的發端,例如《西南夷列傳》之開篇:“西南夷君長以什數,夜郎最大;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,滇最大;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,邛都最大……自巂以東北,君長以什數,徙、筰都最大;自筰以東北,君長以什數,冉駹最大?!匀今犚詵|北,君長以什數,白馬最大,皆氐類也?!崩罹靶欠Q此開篇“如青天霹靂,如平地奇峰,突兀得勢;入后步步照應,有破竹之妙”。韓愈之《送廖道士序》開篇之句法承此而來:“五岳于中州,衡山最遠。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,獨衡為宗?!敝档米⒁獾氖?,柳宗元《游黃溪記》其構思亦類此:“北之晉,西適豳,東極吳,南至楚越之交,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,永最善。環永之治百里,北至于浯溪,西至于湘之源,南至于瀧泉,東至于黃溪東屯,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,黃溪最善?!钡容^而言,柳文較為舒緩,而韓文句式短促、氣勢勁健,更接近《史記》。韓文亦多有發端突兀者,如《送溫造處士赴河陽軍序》之開篇:“伯樂一過冀北之野,而馬群遂空?!薄稁熣f》開篇之“古之學者必有師”,《送孟東野序》開篇之“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”,皆奇崛高迥,文風陡健。

    《史記》之“雄”,又是與“奇”緊密地結合在一起。揚雄嘗云:“子長多愛,愛奇也?!濒斞敢喾Q司馬遷“傳畸人于千秋”。對于卓異特立的歷史人物,表現了極大的關注。韓愈的《毛穎傳》不僅在寫法上嚴格遵循史傳體裁,對毛穎的刻畫,也滲透了濃厚的“奇”趣。毛穎之身世、才學,呈現出奇才卓犖的人物特性,篇末一段“太史公曰”,亦是為奇才志士鳴不平,對《史記》之取法,可謂形神皆肖。

    在深入《史記》“雄奇”之境的同時,韓愈也對《史記》獨特的議論風格、構思方式、語言特色,表現出多方面的繼承。性情淋漓的議論,是《史記》的一大特色,這些議論常常融匯司馬遷本人的所見所聞與所思所感,例如《伯夷列傳》,不僅直接抒發議論,司馬遷還提到自己“登箕山,其上蓋有許由冢云”的經歷?!睹献榆髑淞袀鳌芬浴疤饭弧遍_篇:“余讀孟子書,至梁惠王問‘何以利吾國’,未嘗不廢書而嘆也。曰:嗟乎,利誠亂之始也!夫子罕言利者,常防其原也。故曰‘放于利而行,多怨’。自天子至于庶人,好利之弊何以異哉!”這一段“太史公曰”,由司馬遷本人閱讀孟子書的經歷感觸,領起傳文的敘述。類似這種與敘事緊密結合,而又非常個性化的議論,在韓文中也多有呈現?!稄堉胸﹤骱笮颉吠ㄟ^自敘與張籍閱李翰《張巡傳》,對其疏漏感到不滿,引出對張巡、許遠以及雷萬春事跡的補敘,行文中亦夾敘夾議,以對詆誣之辭的大段駁斥,突顯了張、許的英雄形象。

    韓文一些著名的議論篇章,亦可看到《史記》“太史公曰”的風神,例如《送董邵南序》,唱嘆淋漓,開闔曲折,而仔細體會其間的運思結構,則很可見出《史記》的影響。全篇以“古”、“今”對照,通過燕趙古今風俗之移易,寄寓對董生的勸阻。文中希望董邵南“觀于其市”來了解風俗之變化,如此構思,與《史記·樊酈滕灌列傳》之“太史公曰”,不無聯系:“太史公曰:吾適豐沛,問其遺老,觀故蕭、曹、樊噲、滕公之家,及其素,異哉所聞!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,豈自知附驥之尾,垂名漢廷,德流子孫哉?余與他廣通,為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?!鳖愃频墓P墨,還可見于《史記·孟嘗君列傳》:“太史公曰:吾嘗過薛,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,與鄒、魯殊。問其故,曰:‘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,奸人入薛中蓋六萬余家矣?!乐畟髅蠂L君好客自喜,名不虛矣?!?/p>

    對于《史記》的語言特色,韓愈也多有取法,脫胎點化、效其聲口,例如《獲麟解》“角者,吾知其為牛;鬛者,吾知其為馬。犬豕豺狼麋鹿,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,惟麟也不可知”。此句式取法《史記·老子韓非列傳》:“孔子去,謂弟子曰:‘鳥,吾知其能飛;魚,吾知其能游;獸,吾知其能走。走者可以為罔,游者可以為綸,飛者可以為矰。至于龍,吾不能知其乘風云而上天?!眲丁峨[居通議》卷十八,特別指出韓文語言取法《史記》之處:“《史記》云‘勝不敢復相士’云云,‘勝不敢復相士’;韓碑云‘汝何敢反’云云,‘汝何敢反’?!妒酚洝でG軻傳》云:‘軻其傾危之士哉’。韓《毛穎傳》云:‘秦真少恩哉’……若此者,殆不勝紀。然則世之工作文者,固不得舍《史》《漢》而他求也?!?/p>

    可見,韓愈對于司馬遷,從呼應其奇節卓犖、志士感憤之情,到在藝術表現的方方面面,心追口摹。這種全方位的學習,對韓文藝術的成熟,發揮了極大的影響。如果是一位精神世界單薄、藝術才力不足的作家,這樣的學習方式,或許會令其失卻自家面目而淪為優孟衣冠,但韓愈以豐沛的精神和絕大的才力,入而能出,卓然有以自立。

    揚雄是韓愈深入取法的又一典范。雖然在《原道》中,韓愈認為揚雄對于儒道“擇焉而不精,語焉而不詳”,但揚雄的宗經明道還是受到韓愈的高度肯定。在《重答張籍書》中,韓愈明確說:“己之道乃夫子、孟軻、揚雄所傳之道也?!闭J為自己的弘揚儒道,攘斥佛老,即是上承孟子、揚雄:“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,其亦有說。孟子有云:‘今天下不之楊,則之墨?!瘲钅粊y,而圣賢之道不明。圣賢之道不明,則三綱淪而九法斁,禮樂崩而夷狄橫,幾何其不為禽獸也!故曰:‘能言拒楊墨者,皆圣人之徒也?!瘬P子云曰:‘古者楊墨塞路,孟子辭而辟之,廓如也?!保ā杜c孟簡尚書書》)

    揚雄在人生態度上,選擇寂寞著書、“知玄守默”,不追求建功立業、富貴顯達,這固然有時命之悲的無奈,但更多地體現了繼承儒家為己之學的精神骨力。韓愈也深受儒家為己之學的影響,其不顧流俗、志存古道的追求中,就體現了儒家為己之學道德內勵的精神。韓愈“五原”中的《原毀》,熱情贊揚了“其責己也重以周,其待人也輕以約”的古君子之風,對與此相反,專以詆毀,“不樂成人之善”為能事的小人之舉,予以深刻的揭露和辛辣的諷刺。韓愈與友朋后進論及學行的修養,常以志存古道,無須在意時俗相砥礪,其《答陳生師錫書》云:“蓋君子病乎在己而順乎在天,待己以信而事親以誠。所謂病乎在己者,仁義存乎內,彼圣賢能推而廣之,而我蠢然為眾人。所謂順乎在天者,貴賤窮通之來,平吾心而隨順之,不以累于其初?!彼Q贊齊皡雖被屈落第而不怨:“齊生之兄為時名相,出藩于南,朝之碩臣皆其舊交。齊生舉進士,有司用是連枉齊生。齊生不以云,乃曰:‘我之未至也,有司豈枉我哉?我將利吾器而俟其時耳。抱負其業,東歸于家,吾觀于人,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眾矣,亦莫計其身之短長也。若齊生者,既不得志矣,而曰:‘我未至也’,不以閔于有司,其不亦鮮乎哉!吾用是知齊生后日誠良有司也?!?/p>

    韓愈所以引揚雄為自己的異代知音,也主要是基于對為己之學的共同追求。在《與馮宿論文書》,韓愈中談到作文當志存高遠,而不要以時俗為意,并標舉揚雄:“昔揚子云著太玄,人皆笑之。子云之言曰:‘世不我知,無害也;后世復有揚子云,必好之矣?!源硕?,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,直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,質諸鬼神而不疑耳,足下豈不謂然乎?”揚雄之寂寞著述,應和了韓愈抗流俗而為文的追求。

    在精神相契的同時,韓愈之為文,亦多有得于揚雄,其同道張籍曾云:“執事聰明,文章與孟軻、揚雄相若?!表n愈對揚雄的取法,首先使人想到的便是二人都用力于“造語”,前人多次指出韓文的一些用語,承揚雄而來,例如《曹成王碑》用語精強怪奇,“造語法子云也”。又如《南海神廟碑》,其中描寫海怪紛至的奇譎之筆,也與揚雄多有胎息之跡。劉大櫆稱此文:“《子虛》《上林》《甘泉》《羽獵》之體奔赴腕下,富麗雄奇?!本唧w來講,揚雄與韓愈,在“造語”的豐富性上十分近似。揚雄之《法言》,模擬《論語》,用語以仿古為主,而《揚雄集》中的篇章,則兼容雅麗之詞,甚至流行之語,創造出不少富有生命力的新詞匯。韓愈之“造語”,同樣兼取經史、故訓以及當時之口語,自鑄偉辭。揚雄創造了許多新成語,例如“金科玉條”、“云譎波詭”、“勢不得已”、“參差不齊”等等,而韓愈集中同樣富于這樣膾炙人口的新成語,例如“業精于勤”、“蠅營狗茍”、“焚膏繼軌”、“細大不捐”等等。韓愈在語言上的獨特創造,是形塑其獨特文風最重要的藝術要素之一,揚雄對此的深刻影響,也從一個角度反映出揚雄對韓文的重要意義。至于《進學解》《送窮文》等作品,直接模仿揚雄《解嘲》《逐貧賦》的命意、格局,在對揚雄的“亦步亦趨”中翻出新意,自鑄偉辭,這自然是韓愈追摹揚雄之文最直接的體現。

    值得注意的是,揚雄的許多重要作品,都是與古圣賢爭奇逐勝的產物,《漢書》本傳言其“以為經莫大于《易》,故作《太玄》;傳莫大于《論語》,作《法言》;史篇莫善于《倉頡》,作《訓纂》;箴莫善于《虞箴》,作《州箴》;賦莫深于《離騷》,反而廣之;辭莫麗于相如,作四賦;皆斟酌其本,相與放依而馳騁云。用心于內,不求于外,于時人皆忽之;唯劉歆及范逡敬焉,而桓譚以為絕倫”。揚雄守默絕俗,心追古人,其《太玄》《法言》《訓纂》《反離騷》等,皆在模擬師古中創新,而韓愈以“師其人”為核心的師古之道,與揚雄的做法多有神似。韓愈《進學解》《送窮文》之于揚雄《解嘲》與《逐貧賦》,亦未嘗不可以看作揚雄與古圣賢爭勝之意氣的延續。

    韓愈對遷、雄二人,從精神氣象到為文之法,入之深而不落藩籬,柳宗元曾比較韓愈與遷、雄的異同:“遷于退之,固相上下。若雄者,如《太玄》《法言》及《四賦》,退之獨未作耳,決作之,加恢奇,至他文過揚雄遠甚。雄之遣言措意,頗短局滯澀,不若退之猖狂恣睢、肆意有所作?!痹诹谠磥?,韓愈學司馬遷而能與之頡頏,學揚雄而后來居上。韓愈自道為文“師古圣人”,并且“師其意,不師其辭”。從他與司馬遷、揚雄的關系來看,他所達到的藝術創新,并非對前人之“辭”全然不以為意的憑空臆造,而是在全面涵泳前人之“辭”、“意”基礎上的自成面目。雖然韓愈所取法的前代作家,遠不止遷、雄二人,但作為最受關注的兩位作家,他們之于韓愈的影響,對于認識韓愈所偏重的“師其人”的師古創新之道,顯然有著最為重要的意義。


    △柳宗元


    2


    與韓愈相比,柳宗元雖亦主兼取百家,但后人很難看出他對哪一位前代作家全力沉潛。柳宗元更善于立足文體、文類的表現傳統成一家之文,這在他取得突出成就的騷體文、論體文、山水游記等的創作中,都有鮮明的體現。

    柳宗元對于屈騷傳統有深入的繼承,但柳文之深于騷,并非立足于對屈原、宋玉、賈誼等具體楚辭作者的心追口摹,而是通過提煉騷之理,把握屈騷文學特有的創作傳統來創作。

    《新唐書》柳宗元本傳稱其在貶謫中,“仿《離騷》數十篇”,今天已經很難確認這“數十篇”的篇目,但今傳柳集中“古賦”類的《佩韋賦》《懲咎賦》《閔生賦》《夢歸賦》《囚生賦》,是“感士不遇賦”傳統的變化,而《吊萇弘文》《吊屈原文》《吊樂毅文》,則是賈誼《吊屈原賦》的紹續。這是漢賦發揚楚辭精神的兩個主要表現傳統,圍繞這兩個傳統,前代許多作家進行了創作,每個人既遵循傳統的基本藝術格局,又有自己個性化的發揮。柳宗元創作這類作品,并不刻意追摹某個前代作者的個性風格,而著眼于上述兩個表現傳統的基本藝術之理,并在此基礎上形成自己個性化的風格。

    柳宗元繼承屈騷傳統,還有十分新穎的創造。今傳柳宗元文集,基本都是四十五卷本,其中一卷為“騷”類文,共收作品十篇:《乞巧文》《罵尸蟲文》《斬曲幾文》《宥蝮蛇文》《憎王孫文》《逐畢方文》《辨伏神文》《愬螭文》《哀溺文》《招海賈文》。這十篇作品,除《招海賈文》在形式上明顯模仿《招魂》,其余九篇在文體形式十分獨特,最能見出柳宗元對騷體文學的創變。孫梅《四六叢話》云:“柳子厚作楚詞,卓詭譎怪,韓退之不能及?!边@組“騷”類十文,正是最“卓詭譎怪”者。晁補之以楚辭的比興托諷,來闡釋其構思,認為:“《離騷》以虬龍鸞鳳托君子,以惡禽臭物指讒佞。王孫、尸蟲、蝮蛇、小人讒佞之類也。其憎之也,罵之也,投畀有北之意也。其宥之也,以遠小人不惡而嚴之意也。蓋《離騷》備此義,而宗元放之焉?!?/p>

    晁補之的闡釋,在后世產生很大影響,但它雖能揭示柳文嫉邪惡讒的怨憤基調,卻難以完全呈現這組文章在獨特的構思之下,所蘊含的情感結構。柳宗元這組文章,構思命意非常接近,許多都帶有祝禱、詛咒的意味,而且反復以類似的命意來創作,這本身就是不同尋常的現象。前人或將這類文字,溯源于揚雄之《逐貧賦》、韓愈之《送窮文》,但從寫作的形式上看,這類文字,和民間方術中的厭劾妖祥和祝由術多有聯系。厭劾妖祥亦稱厭勝,是驅鬼除邪的巫術,它在使用巫術的同時,還結合著祭祀祈禱,其內容是對所驅逐的鬼怪妖邪,給予嚴厲的斥責。睡虎地秦簡《詰》篇,列有刺鬼、丘鬼等71種鬼怪妖祥,詳述其特點和厭劾之法。此外,還有以咒禁治病的祝由術,也以攘除鬼怪妖祥為目的。

    厭劾中的祈禱之詞,包含告神與禁止妖祥兩部分內容,例如《詰》篇的第一段云:“詰咎,鬼害民(罔)妄行,為民不羊(祥),告如詰之,召,道(導)令民毋麗兇央(殃)?!崩盍阒赋?,這里的“詰咎”、“告如詰之”,其中“告”是告神之義,“詰”是禁止之義,“咎”指禍殃不祥,“詰咎”是禁止兇咎的意思,“告如詰之”是告神以除兇的意思。如此的結構,在柳宗元《罵尸蟲文》《逐畢方文》《憎王孫文》《愬螭文》中都有很鮮明的呈現,例如《罵尸蟲文》上告天帝,詛咒尸蟲,其結尾云:“祝曰:尸蟲逐,禍無所伏,下民百祿,惟帝之功,以受景福。尸蟲誅,禍無所廬,下民其蘇,惟帝之德,萬福來符。臣拜稽首,敢告于玄都?!闭呛艿湫偷母嫔裰鹦爸Z。又如《逐畢方文》,斥責畢方為祟,使“皇斯震怒兮殄絕汝類”,文章以嚴厲的措辭,驅逐畢方遠走他方以保其生,所謂“海之南兮天之裔,汝優游兮可卒歲?;什慌庥廊晔?,日之良兮今速逝。急急如律令”。

    可見,柳宗元這類文章的寫作,在基本結構上,暗含了方術中厭劾之法的祈禱詛咒之義,其情感的表達,是依托在對神靈的祈禱中展開,這無疑暗含了對神靈可以為禍福,而且只有依靠神靈才可以驅邪逐惡的信任,其《愬螭文》“匪神之愬,將安期兮”正表達了這樣的含義。這類以對神靈嚴肅祝禱來驅逐鬼怪的篇章,是柳宗元非常獨特的創造,其新穎的形式帶有很強的自我作古的意味,罕有先導,少見來者,但從精神內涵上看,又與以原始宗教為背景的屈騷神人關系,有某種內在的繼承關系,是作者以新穎獨創的形式發揮騷之“理”的藝術創造。

    柳宗元善于著論,其《封建論》《四維論》《斷刑論》《天爵論》《時令論》《六逆論》《守道論》等,都是膾炙人口的作品。前代作者,多有善于著論者,如嵇康、陸機等,但柳宗元并沒有表現出對哪一位前代作者特別的偏好,其著論也是在深察論之“理”的基礎上,馳騁鋒芒?!罢摗斌w文的核心要素是辯正群言,柳宗元著論即注重在辨析成俗舊說的基礎上,提出對問題的理解。例如,《四維論》對管子以“禮義廉恥”并立為“四維”之說的否定,在此基礎上提出對“禮義”的認識;《六逆論》則在駁斥《左傳》“賤妨貴”、“遠間親”、“新間舊”為六逆的基礎上,提出任人為賢之理。他特別指出,言論紛紜,正是使圣人之道汩沒不明的原因,所謂:“建一言,立一辭,則臲卼而不安,謂之是可也,謂之非亦可也,混然而已。教于后世,莫知其所以去就。明者慨然將定其是非,則拘儒瞽生相與群而咻之,以為狂為怪,而欲世之多有知者,可乎?夫中人可以及化者,天下為不少矣,然而罕有知圣人之道,則固為書者之罪也?!绷谠鶆撟鞯摹罢摗?,體現出鮮明的辨正成說的特點。其《封建論》能區分封建、郡縣等問題的不同層面來進行討論,不再籠統分析二者之優劣,形成了層次豐富、邏輯井然的論述體制。這些作品,接續論之神理,但在具體的論辯風格上,并不模仿前代論家的個性特色,而是充分展現柳宗元獨特的風格神情,如此的師古之道,與其騷體文深得騷之“理”的創作方式,頗為近似。

    柳宗元最為世人傳誦的山水游記,同樣體現了類似的師古之道。東晉以來山水文學的發展,取得了輝煌的成就,形成了重要的藝術表現傳統,柳宗元的山水文學成就受到后人高度肯定,他與謝靈運、陶淵明、王維、孟浩然、韋應物被并稱為山水田園文學最重要的代表作家。雖然有謝靈運、王維這些成就卓越的作家在前,但柳宗元并沒有用韓愈取法遷、雄的態度來學習他們,而同樣是在深得山水之“理”的基礎上,形成自己的獨特文風。其《永州八記》中所呈現的幽獨空寂之趣,正是山水文學重要的表現傳統。東晉山水文學意識所追求的“澄懷觀道”,經佛理禪心的深刻浸潤,形成幽獨空寂的表現意趣,在王維、孟浩然、韋應物等人的山水之作中都多有呈現,各人在表現中,又帶有各自的風格特點。柳宗元刻畫小石潭的“凄神寒骨,悄愴幽邃”,可以使人聯想王維輞川之作中的《竹里館》《鹿柴》,其幽獨空寂之神情相通,但彼此又有明顯的風格差異。又如《袁家渴記》描寫山間景色:“其中重洲小溪,澄潭淺渚,間廁曲折,平者深黑,峻者沸白。舟行若窮,忽又無際。有小山出水中,山皆美石,上生青叢,冬夏常蔚然。其旁多巖洞,其下多白礫,其樹多楓柟石楠,楩櫧樟柚,草則蘭芷。又有異卉,類合歡而蔓生,轇轕水石。每風自四山而下,振動大木,掩苒眾草,紛紅駭綠,蓊葧香氣,沖濤旋瀨,退貯溪谷,搖揚葳蕤,與時推移。其大都如此,余無以窮其狀?!蔽闹袑ι介g景物色彩的描繪,亦承襲了南朝山水詩寫景著色的獨特傳統。謝靈運山水詩在澄澈的狀態下觀察山水景象,其色彩清澈、對比鮮明,常形成強烈的視覺印象,由此形成山水詩表現景物色彩的獨特傳統。這一傳統亦被融會在柳宗元的山水文學中。

    總的來看,柳宗元的師古,更重“明其理”,在遵循文體、文類的表現傳統的基礎上創新。如果說韓愈“師其人”的師古之法,在創作中要避免優孟衣冠而落入僵硬模仿,柳宗元在“明其理”基礎上的創新,則要避免被文章程式所束縛。柳宗元雖明乎規矩,但不落窠臼,正如韓愈雖“師其人”而能自成面目一樣,體現極高的藝術創造力。



    3


    韓柳文章師古的不同方式,與其儒道思想的差異有深刻聯系。韓愈弘揚儒道,但并不偏好或擅長對“道”作精確的思理辨析,這也是宋人批評韓愈論道不精的原因所在。他更愿意通過標舉有得于“道”的先圣、先賢這些人格榜樣,來闡發對“道”的理解。在他看來,儒道的內涵由圣賢之人確立,因師法圣賢,繼承儒道之人的存在而得以傳承。

    韓愈弘揚儒道的綱領性文章《原道》,雖然開篇對仁義道德做出辨析和論定,但全篇對此并無更深入的理論闡發,而是詳細列舉一位位先王先圣典范,列舉其具體的為政之道。在他看來,“道”就包含在先王、先圣其人其行之中。韓愈自稱為文“約六經之旨而成文”,但“六經之旨”究竟是什么?他并不做理論化的深入表述,而是不遺余力地標舉三代兩漢的偉大作者,這些文道合一之人,才是“六經之旨”最充分的體現。在《送孟東野序》中,他把這些人,稱為“善鳴者”,并把窮愁的孟郊放到了“善鳴者”之列,以此表達對他的高度肯定與深切期許。

    韓愈繼承儒家思孟學派的傳統,注重“人能弘道”,強調積極能動的士君子個體是弘道的基礎,而士君子要通過師法圣賢,才能實現傳道的使命,這是他大力提倡師道的思想依據。儒家所倡導的師道,即是以學為成人為目標。老師之于學生,不是簡單地傳授知識,而是要培養和塑造可以弘道的人格,學生之于老師,也不是單純學習知識技能,掌握原理教條,而是要全面取法老師這樣的榜樣,亦即通過對老師的“師其人”,以造就自身的完善人格。在韓愈眼中,師道不是一套抽象的理論,他提倡師道,并沒有對“師”的意義作理論化的深入說明,而是反復強調從師之重要,其著名的《師說》雖然提出“師者,所以傳道、授業、解惑也”,但這其實是一個不無籠統的論述,其下文對“師”的內涵、意義,亦無進一步闡發,而是將論述的重點轉向“從師”之迫切、之必要。

    通過師法先圣先賢的人格典范、學為成人的方式來弘揚儒道,是韓愈儒道追求的重要特點,其古文創作以“師其人”為特色的師古之道,正與其儒學追求,有著內在的一致性。通過師法古人、養成人格來弘揚儒道,不像掌握一些理論原理那樣簡單,必然需要從容涵養,韓愈的古文學習也正經歷了這樣一個長期沉潛的過程:“愈之所為,不自知其至猶未也。雖然,學之二十余年矣。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,非圣人之志不敢存。處若忘,行若遺,儼乎其若思,茫乎其若迷。當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,惟陳言之務去,戛戛乎其難哉!其觀于人也,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。如是者亦有年,猶不改。然后識古書之正偽,與雖正而不至焉者,昭昭然白黑分矣,而務去之,乃徐有得也。當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,汩汩然來矣。其觀于人也,笑之則以為喜,譽之則以為憂,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。如是者亦有年,然后浩乎其沛然矣。吾又懼其雜也,迎而距之,平心而察之,其皆醇也,然后肆焉?!?/p>

    由于韓愈是通過對一個個具體的先圣、先賢的學習取法,進入古書,這些前代人物身上,既有典范的一面,也必然有粗疏之處,如何在取法先賢中去粗取精,辨其正偽,顯然不是一蹴而就之事,因此這一學習的過程就不無漫長和艱苦。其古文創作在“師其人”的過程中尋求自家面目,其間的艱苦也正在于此。

    柳宗元雖然是韓愈提倡古文的同道,但他對儒道的理解,顯然更加理性化。韓愈在《原道》中所闡述的儒“道”,并非一系列抽象的概念,而是一整套“先王之教”,柳宗元則反復以“大中”與“大公”這種抽象的理念來闡發儒道。在對圣人的理解上,柳宗元也比韓愈更加理性化與常情化,他強烈反對對圣人做神秘化的理解,其《非國語上·料民》云:“吾嘗言:圣人之道不窮異以為神,不引天以為高,故孔子不語怪與神?!痹凇短炀粽摗分?,圣人與常人的差別,在于天賦的“明”與“志”有所不同,“圣賢之異愚也,職此而已”,這種自然氣稟的差異,在柳宗元看來,并非神秘的天命,而是一種自然的差別,故其文曰:“或曰:‘子所謂天付之者,若開府庫焉,量而與之耶?’曰:‘否,其各合乎氣者也。莊周言天曰自然,吾取之?!边@種“自然”的解釋,在今人看來,仍有虛玄的色彩,但與神秘的天命論相比,則體現了理性化的傾向。

    對儒道理解頗為理性化的柳宗元,在討論“文”、“道”關系時,也更有理性的色彩,他提出“文以明道”,認為“文”最重要的價值,在于發明“道”,掌握“圣人之文”,就是要“之道”。他說:“始吾幼且少,為文章,以辭為工。及長,乃知文者以明道,是固不茍為炳炳烺烺,務采色,夸聲音而以為能也?!庇终f:“圣人之言,期以明道,學者務求諸道而遺其辭。辭之傳于世者,必由于書。道假辭而明,辭假書而傳,要之,之道而已耳?!睆倪@種理性化的觀點來看,“圣人之文”的核心是“圣人之道”,得其“道”,則“文”不必拘泥。顯然,柳宗元重視從普遍性的角度把握儒家之理,認為“理”可以超越歷史之具體與人物之特殊,這種對普遍之“理”的追求,無疑也直接影響到他的為文師古之道,是以“明其理”為核心。

    韓、柳兩種師古之道,本身并無高下之別,從兩人的整體創作來看,他們也不會只拘守一途。韓愈古文亦明乎文理,其敘事、議論,皆能繼承不同文體長期形成的藝術傳統。而柳宗元也關注前代作家的不同特點,但是,對于任何一位前代作家,他都沒有達到像韓愈那樣全力追摹的程度。他與司馬遷的關系,尤其可以反映這一特點。韓愈稱贊柳宗元的文章“雄深雅健,似司馬子長”。這個評價得到了劉禹錫、皇甫湜的認可。這說明柳宗元于太史公文亦深有所得。只是,從柳宗元自身對司馬遷的認識,以及柳文所呈現出來的面貌,可以看出他對司馬遷的取法,還是很理性,與韓愈的師法方式多有不同。

    柳宗元所欣賞于《史記》者,在于“峻潔”,其《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》云:“大都文以行為本,在先誠其中。其外者當先讀六經,次《論語》、孟軻書,皆經言?!蹲笫稀?、《國語》、莊周、屈原之辭,稍采取之。谷梁子、太史公甚峻潔,可以出入?!彼凇洞痦f中立論師道書》中談到自己能清晰地認識前代之文的不同優點,并兼收并蓄,其中特別談到對司馬遷,要“參之太史以著其潔”,可見他非??粗氐?,仍是一個“潔”字。這個“潔”的含義,要聯系柳宗元的思想意趣做綜合的分析,他推重西漢文風,以其合于文章之中道,所謂“殷、周之前,其文簡而野,魏、晉以降,則蕩而靡,得其中者漢氏?!薄洞呵铩啡齻髦?,《左傳》文辭豐贍,《公羊傳》語多奇辭,唯《谷梁傳》平實,柳宗元以《谷梁傳》為“峻潔”,這是他反迷信,疾虛妄的理性精神,以及追求文章之中道的反映。因此,他對《史記》的推重,是重在事核文直,以及文風合乎中道。

    從具體的創作來看,柳文在精神內涵和行文特點上,都與《史記》有較大差別。柳宗元在貶謫中憤郁苦痛,其困厄壓抑之處,很容易與司馬遷悵望相感,而其《與李翰林建書》《寄許京兆孟容書》《與楊京兆評書》等書信,備述貶謫中的嗚咽苦痛,茅坤認為是自司馬遷《報任少卿書》中來。然而更多論者不贊同茅坤的意見,方苞認為茅氏之見“是未察其形,并未辨其貌”。姚鼐亦認為柳之于太史公“誠為不逮遠甚”。比較而言,柳書更多對自身遭遇的無奈與反省,因而郁結凄惻,而《報任少卿書》則更多不屈不甘,因而慷慨感憤。顯然,韓愈更能呼應太史公的精神旋律。至于在文章的表現手法上,柳宗元對《史記》也不像韓愈那樣廣泛而深入地學習取法。

    可見,韓、柳之于“師其人”、“明其理”雖無截然劃分,但各自有比較明顯的偏重;厘清兩者的差異,有助于理解韓柳文章之風貌何以如此不同,有助于從創作機制上理解風貌差異的成因。對于理解后世文章學的師古之論,理解古文創作的內在機制,也有啟發意義。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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